“40岁之后，我才拥有了较为平静的春节”

2025年的第一个月份已经将要过去，但直到今早的太阳升起，中国人似乎才感到，新的一年真正到来。

千门万户曈曈日。在社交越来越淡、个体价值越来越彰显的今天，春节依旧是我们“社会属性”最强的节日——在这一天，我们可以剥离很多身份，也可以回归很多身份，可以跨越千里，抵达熟悉又陌生的风景，重操北上广深无人听得懂的乡音，可以被一种莫名的愉快情绪包裹。

尽管“年味淡了”几乎是一年一度的吐槽，但年复一年，春节还是春节，它记录我们的过去，贴近我们的当下，关乎我们的未来。

今年，《新周刊》邀请了几位老朋友，他们大都是作家、表达者，来自不同的城市、行业，身处不同的年纪，在春节这个节日里，从输出变成感受，从创造改为记录，他们也生成了新的体悟。

“看看别人怎么过年”，总是爱热闹的中国人在春节的保留节目。多元的过年形式和过年思考，也理应是多元人生和多元时代的一部分。

编辑 | 苏炜

“40岁之后，

我才拥有了较为平静的春节”

作家 荞麦

好几年没有回家过年，都是父母来南京。交通便利之后，两个多小时的动车不再让他们为难和痛苦了，说服他们也变得容易：“乡下太冷，小孩不习惯。还是在城里过年比较好。”之前那么多年邀请他们来南京过年，都被坚决拒绝。为了我妥协，他们不愿意；但为了我的小孩，忽然他们就可以了。小孩变成了我们这个家庭的绝对中心。

人很奇怪，我一直都不想回乡过年，觉得太冷、生活不方便，各种社交也让人麻木疲惫。但几年没有回，我忽然有点想念那种氛围，开始计划今年要回去。但春节忽然降温，甚至可能会到零下6摄氏度。城里有地暖，而乡下只会更冷。于是商量决定：依然是父母来过年。

（图/《乔家的儿女》）

知道我要回家过年的时候，妈妈不断打电话给我，为了小孩和我伴侣的发型问题（他们两位男士的头发都很长）。她软硬兼施，脾气越来越暴躁，讲话越来越难听，想达到的目的只有一个：让我催促他们俩去理发，把头发剪短。

回家的计划修改之后，妈妈又平静下来。她问我要带什么食材来，大概什么时候来这些问题，不再焦虑发型了。由此我了解到：或许不是妈妈在乎发型，而是她所处的环境给她压力。想到家里两个长头发的男士出现在春节的宴席上，要被别人议论，妈妈无法忍受那个场景。

我曾经在书里写过：妈妈也有自己的处境，自己的私心。催着孩子结婚生子，除了对于传统幸福的追求之外，也有她在环境中所感到的日复一日、显形或者隐形的压力。但她不知道如何辨别那种压力，更不懂得拒绝，而跟之融为一体，变成了压力本身。

城与乡之间越来越接近：乡下也装了空调、洗衣机、热水器，快递直达，交通越来越方便，人人都有手机，过一种“智能”的生活；与此同时，城与乡之间的精神空间似乎还有距离。年轻人经常会为回家过年感到焦虑和痛苦，是因为精神空间的迅速转换：关心的东西忽然从这个变成了那个，衡量生活的标准也改变了，与父母之间关系的问题再现。

我今年已经40多岁了，直到40岁之后，才拥有了较为平静的春节，依靠的是把父母从那个环境中拔出来。他们在城市的时候，似乎失去了那种牢固的坐标感，也没有了衡量的能力，一切随我们了。偶尔也有争吵，但环境的重量消失之后，他们变得更加温和。

去年春节我带着妈妈去买衣服，给她挑了一件高领毛衣和一条阔腿裤，完全不是她平时的审美。她穿上后非常开心，到处走来走去，感到了一种自信，似乎短暂融入了此地。我内心知晓，不知道她也知晓吗——这套衣服，回到乡下，她就不会再穿了。

“在暖和的普洱，

我和母亲过新年”

诗人/作家 巫昂

年廿八，待我在昆明把事情办完，就会启程回普洱。我与母亲已经在普洱定居，这是我们在云南过的第三个春节。

我是福建人，不管走到哪里过年，闽南的味道总是萦绕心头。就像五香条，这是闽南独有的年节点心，里头加了带着独特香气的五香粉，用豆皮裹着肉卷，再放进油锅炸至金黄。今年，我特意从老家买了我们县最地道的熏鸭，还买了肉圆、麻枣、贡糖、枕头饼，完全复刻了在闽南过年的习俗。

母亲早在几天前就开始忙活起来，她做了好多五香条，除了我们自己吃，还分了一部分给关系好的邻居，以及时常来帮忙的小时工。在这个城市里，他们算得上是与我们往来最为密切的人了。

（图/《小巷人家》）

这几年的年夜饭都是我掌勺，我把菜谱写在红纸条上，翻找出那些平日里闲置的餐具，精心摆盘，捣鼓出些新奇花样。虽说只是和母亲两人过节，但自己给自己找点乐子，也算是有滋有味。

我和母亲都不是很热衷社交的人，甚至还有点孤僻，平时喜欢宅在家里。不过春节期间，我们应该会出门走走。这几年，普洱几乎每年都有新的咖啡庄园开张，我打算找个附近的咖啡庄园，坐下来喝喝咖啡。我还想去洗马河那边一个专门吃鱼的餐馆，听说那里傍晚时分能欣赏到绝美的夕阳。

（图/《去有风的地方》）

眼下，普洱的樱花已经盛开，这里冬天白天气温基本维持在20~25摄氏度之间，是实实在在的暖冬。我的新画室刚刚装修好，我特意没封阳台，就盼着冬天能晒晒太阳。

不知不觉，我画画已经有三年半时间，目前正在创作的系列画作，已经绘制近一年，主题聚焦于发型。在我看来，发型的风格、发色的选择，都与女性的性别身份设定紧密相连。这其中藏着许多有趣的现象，一种能让女性心领神会的默契——头发是我们身体的一个特殊“器官”，成为了我们自我认知的一种表达方式。

过去一年，我在绘画领域摸索着，慢慢找到了方向，开始往职业化的方向发展。因此我也给自己做了一些规划，包括筹备下一场个人画展。不出意外的话，今年就能与大家在画展上相见。

“反正，明年还来”

作家 魏思孝

我父亲是他这辈分里年龄最小的男丁，如今也死了十四年。我抽出香纸，仔细擦大理石盖板。冰渣有点费劲，我用脚跟踩了几下，捡起一块瓦片，刮干净。摆贡品，三个碗，一碗素水饺，一个碗装着瓜果和糖，另一个是肉蛋、炸鱼和豆腐，添上筷子，三个酒盅排好，倒上酒。

我计算了下，家族一共十一个坟头，都放三根香不够用，心想应该多拿一把香的。我就只在父亲和祖父的墓前摆了三炷香，其余的都放了一根。大伯的墓前，一个碗，各样贡品都放了些，酒盅也是一个。等香燃的这段空里，该去烧纸和放鞭炮。几个人围着天国银行烧纸，风不定，吹得灰烬乱飞。村民吃了午饭，陆续赶来，人比刚才多了不少。我点头，算是打过招呼。

我点燃一刀香纸，塞进去，想起父亲活着的时候，上坟的香纸要事先在家里铺开，双手指头伸开，来回转，把一层层的香纸错开，像向日葵那样。这样烧起来，不藏火，不用像现在这样，要拿着一根木棍，来回拨拉。晚辈们对待这些事情，已经失去耐心，一刀还没烧尽，就迫不及待又塞进去一刀，索性都扔进去，不停用木棍挑来挑去。钢筋焊接的底座，空隙有点大。一捆冥币，塞进去，还没烧完，漏了下去。这些也都是挡活人的眼目，要说多重要，也就那么回事吧。

魏思孝的家乡在山东淄博，他的写作也长期关注乡村大地。（图/受访者提供）

我倒是想着小时候来上坟，父亲对这些细节很在意，香纸不全烧干净，留一丝火星，是不肯结束的。他会一直蹲旁边守着，还要慢慢地，把要吹走的灰烬都拦住。虔诚也罢，还是穷讲究，终归到了他儿子这辈，都一去不返了。

我拿出鞭炮，等不及赶紧去放。前面的村民挂上鞭炮，一个一个掉下来，或在半空炸了，或掉在地上，终于放完。我把鞭炮交给侄子。侄子挂上去，点了一串，放完，又点了一串。回去，我们磕完头，扔下几块祭品，收拾好，往回走。

反正，明年还来。

“我们真正‘做小孩’的日子过去了”

作家，《我的母亲做保洁》作者 张小满

城市的过年气氛是从一些消费景观显现出来的。家附近的商场门口摆上了巨大的粉色小熊造型，旋转门上早早贴出了新春快乐的窗花，购物时的背景音乐换成了《恭喜发财》。

作为一个在乡村长大的人，童年时，身边的长辈们都是按照农历时节来过生活，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可能是奶奶教会我的第一首童谣。那时的春节，从腊八就开始，至正月十六才会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