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观看40年春晚小品，发现叙事出现3次变化”
✪ 刘宏宇、李婧文（中国人民大学）
✪ 白静（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导读】春晚将至，小品作为广受关注的节目形态，近年来却面临众口难调的困境。为何如今的春晚小品越来越难引发观众的共鸣？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春晚小品的创作理念经历了哪些发展阶段？面对新时代的社会、文化、媒介发展，小品这一艺术形式该如何获得观众的认可与喜爱？
本文将央视春晚小品的叙事模式分为三个发展阶段。(1)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反结构模式，通过方言等非正式语言，以及“地位逆转”(平民批评位高权重者，掌握权力和资源的人扮演“谦卑”者)的设计，旨在消解宏大的戏剧叙事。特别是早期小品经常以讽喻手法介入现实问题，通过草根阶层调侃、解构崇高话题，例如赵本山和宋丹丹合作的“白云黑土”。
(2)新世纪初的混合模式主打“冲突-和解”的剧情线索，被大量应用于家庭关系和陌生人交往题材中。其创作语境是，个体与集体、多元与主流、现实与理想等观念更新带来了迷茫和困惑，此时小品便试图担负起社会整合的仪式功能，通过唤醒集体意识和理想主义将人们重新凝聚在一起。但略显生硬、缺乏真实性的和解过程，导致小品的普遍评价不高。
(3)2016年以后的结构化模式，更强调展现理想化的社会图景，矛盾大多来源于缺乏沟通、语言歧义和刻板印象等，弱化了现实冲突的烈度。人物塑造偏重传递正能量，以树立正面形象为中心，被讽刺的对象也不再是纯粹的“坏人”，而是可以被教育和感化的中性形象。
作者认为，随着小品的整合功能增强，内容开始呈现出程式化趋势。面对复杂的观众构成，以及维护国家共同体凝聚力、释放公众情绪等多重任务，小品的创作有必要更新叙事策略，导入新型的反结构性力量以及现实逻辑话语。
本文原载《国际新闻界》2019年第2期，原题为《媒介仪式的结构化与反结构化——评析央视春晚小品的叙事模式变迁》，篇幅所限，内容有所编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媒介仪式的结构化与反结构化
——评析央视春晚小品的叙事模式变迁
作为媒介仪式和戏剧表现的综合产物，在过去三十多年里，央视春晚小品借助戏剧化冲突的表现形式承担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社会文化使命，其所采用的叙事模型和策略始终在发生着微妙变化。从总体上来看，上世纪末的春晚小品中对负面问题的介入手法体现出了媒介仪式在阈限阶段的反结构特征，以及戏剧中对于神圣逻辑的消解；新世纪初的春晚小品倾向于在冲突与和解之间引入叙事化过渡，并且用社群性因素改造仪式中的个人因素；而近年的春晚小品则尝试以“仿真矛盾”的方式再造理想的社会图景，进而强化仪式的结构化功能和戏剧的价值教育属性。
▍反结构模式
媒介仪式的反结构阶段提供了一个集体狂欢的契机，公众得以借其调和自身与等级结构之间的关系，缓解积累的社会压力。在上世纪八十到九十年代的央视春晚小品中，媒介仪式的交融阶段表现得十分突出，并集中体现在消解宏大戏剧叙事的倾向上。其中特别是早期小品经常以讽喻手法介入现实问题，通过草根阶层对崇高话题的调侃与解构，实现个体化的情绪释放。这一阶段出现的反结构模式小品主要有如下特征：
（一）反结构模式中的交融状态
1.人设的地位逆转
特纳发现在年度性仪式（calendrical rites）中，平日社会，地位低下的人常会暂时掌握主动的领导权，而那些身处高位的人则必须“心怀善意地接受这种仪式性的降卑”，此现象被称为地位颠倒的仪式（rituals of status reversal）。地位颠倒中既表现对小人物的关注，又设置出地位逆转的情节。作为中国典型的年度性仪式，央视春晚也一直强调“百姓舞台”的理念，绝大多数小品情节都围绕基层人物展开（高频人物见表1）。
虽然草根人物题材一直占据春晚小品主流，但“地位逆转”模式却集中出现在八九十年代小品中（见表2），小人物得以跨越常规社会身份限制。在《牛大叔提干》（1995）和《拜年》（1998）等作品中，基层农民主导了话语权，批评教育领导干部。《戏里戏外》（1997）更设置双重“地位逆转”：一方面村民痛斥村主任，不给老百姓办实事，另一方面通过对比历史暗讽今日干部不如昨日。这其中可以很明显看到地位颠倒仪式——平民拥有了批评位高权重者的“特权”，身份较低者拥有了神圣特性，而现实掌握权力和资源的人却扮演“谦卑”的角色，自我反思并接受教育。
从总体上看，相关小品中表现的政治地位逆转仍属少数，而经济地位逆转更为普遍。尤其在改革开放背景下，贫富分化引发的社会矛盾和观念冲突（例如拜金主义和传统伦理、西化和本土化）成为小品创作的重要素材。《乡音》《擦皮鞋》《如此包装》《父亲》等作品都褒扬本土草根，贬抑崇洋媚外；《如此包装》《打工奇遇》《戏里戏外》《兄弟》等作品也都赋予经济地位较低的一方以更高道德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媒介仪式在这里进入打乱秩序的阈限阶段，其最终目的并不是通过地位逆转来建构全新社会结构，而是要通过将矛盾冲突者聚合在一起重建平衡的特殊策略回归既有社会结构。这种消弭戏剧矛盾的策略往往表现为剥去个体的社会身份外壳，进而发现他们作为原初性个体的共性，从而“拉平”社会身份差异并取得共识，最终在不必颠覆既有秩序的前提下解决矛盾冲突。这类小品的结局通常会回归到特纳所说的再结构阶段。
2.非正式语言与话语模仿
在反结构的仪式阈限中，戏剧化语言表达常常冲破理性和符号的限制，从现实逻辑出发解构神圣逻辑。这就使得观看演出不再是对象化的隔岸观火，而成为了具有带入性的集体狂欢。早期春晚小品在语言表达上质朴自然，充满乡土俚语，呈现出一种似乎未经打磨的粗粝感。其中常借助小人物的“口无遮拦”，让平日难以正式探讨的“潜规则”成为调侃对象。例如1994年的《打扑克》中，通过“小小一把牌”揭示出社会大舞台中的人情世故。
此外，仪式阈限中的语言特色还体现为地位低下者对身处高位者的模仿，这种模仿通常带有解构性。在春晚小品中，地位被提升的小人物拥有了在正式场合点评宏大叙事的话语权，通过戏仿方式暗讽大人物的装腔作势。从戏剧角度看，这种对崇高语调的戏仿也能带来消解神圣的快感。其典型代表包括赵丽蓉扮演的老太太，以及赵本山和宋丹丹合作的“白云黑土”。在1989年的《英雄母亲的一天》中，记者希望展现英雄母亲应有的“模范性”，而老太太却始终在消解这种神圣意义。1995年的《找焦点》中黄宏扮演的农民点评国内外局势，所用语言大多为对正式语言的蹩脚模仿。1999年的《昨天今天明天》中的“白云黑土”在全国性舞台上出场，他们大量运用非正式语言表达，“肆意”调侃严肃新闻，讽刺电视明星，同时将广播腔调与东北方言杂糅，点评国内外大事，产生强烈喜剧效果。
上述小品中的地位逆转和非正式语言宣泄虽然都指向现实社会中的等级秩序，但是其目标却并不是从根本上否定秩序。这种暂时的“疯癫”只是为了通过宣泄和释放调整和净化结构中的问题。地位低下者以肆意歪曲和引人发笑的方式假拟身处高位者的语言举止，并似乎掌握了限制对方的主动权，这其实却是反过来以高度，修辞化的方式对社会各阶层在文化习俗中“可预知的日常行为的合理性”做出强调。小品中人物虽然讽刺等级秩序，但他们并无意对其正式挑战，而仅仅满足于短暂突破现实秩序，在结构边缘暂时实现释放之后，重新为回归结构做好准备。而观众们同样也会获得类似的情绪释放体验。
（二）现实逻辑与冲突释放
1. 介入社会问题
仪式阈限中的反结构特征往往直指现实结构中的问题，在媒介仪式中也会利用交融的契机直接触及各类尖锐冲突，比如戴扬和卡茨所提到的，长期日常危机、社会内部裂缝等。八十年代初，在我国话剧界中“社会问题剧”曾一度流行，这类戏剧试图反映现实生活矛盾和斗争，触碰敏感社会问题，通过消解宏大叙事和英雄人物，揭示负面问题。从1986年起，春晚小品的现实逻辑性特征也开始显露。八九十年代的小品以夸张形式折射社会万象，关注社会变迁中的冲突和问题。八十年代末小品将焦点对准社会落后习俗和“不良风气”——超生、重男轻女、包办婚姻、过分攀比、家庭暴力等。九十年代初，面对新兴事物与传统观念之间的张力，小品着重批判对时尚潮流的盲目追随——崇洋媚外和浮夸忘本等。九十年代末期，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不断浮现，春晚小品回应了市场化中产生的社会问题——偷奸耍滑、干部腐败和脱离群众等。而经济改革引发的贫富差异和道德争议，则是这一时期最具长效性的主题，1986年的《羊肉串》批评无证经营者“只顾着赚钱，不顾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1993年的《擦皮鞋》对比了勤劳诚恳和骄奢淫逸作风；1996年的《路口》表现了“指路收钱”所引发的道德与逐利之间的争执。此时期的春晚小品创作者有意识地反映了社会热点和负面问题，为公众情绪的释放提供了仪式化的媒介平台。
▍结论
春晚小品主创者面临的可能是最为困难的创作环境，因为他们必须在复杂观众构成等苛刻条件下，一举达成多种貌似不可能同时实现的任务（包括维护国家共同体凝聚力、释放公众情绪等）。随着我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态的变迁，小品的创作环境和使命也在变化，在三十多年的时间跨度中，小品主创者始终在尝试寻找有效的叙事策略顺应环境需求，并大致形成了上述三种叙事模式。这些叙事模式可以理解为媒介仪式层面上结构化与反结构化力量的不同形式的博弈结果，也可以被视作为戏剧叙事层面上神圣逻辑与现实逻辑的各种折衷和平衡。从媒介仪式特性的整体发展趋势来看，近年来结构化的倾向逐渐成为主流，仪式的整合功能被愈加重视。在人物设置上，早期小品以负面角色撑起戏剧性主线，新世纪初的人物常常从自私自利被“改造”和“升华”为舍己为人，近两年的负面角色则成为了不在场的靶子。在情节方面，八九十年代直指深层问题的冲突情节在新世纪被嫁接上“正确的”和解方案，最近两年则通过展示理想化图景弥合社会矛盾。在语言表达中，早期小品中的非正式语言逐渐被正式化和程式化语言取代。值得注意的是，仪式阈限阶段的混乱和释放对于其有效性是至关重要的，而现实逻辑所引发的矛盾冲突对成功营造戏剧性也是必不可少的。当前春晚小品虽然体现出上述发展趋向，但是其叙事模式不可能始终停留在结构化力量整合全局以及神圣逻辑独占舞台的局面，因为该局面不但意味着结构和反结构、神圣逻辑和现实逻辑之间动态平衡的停滞和终结，也意味着作为媒介仪式和戏剧艺术的小品失去自身效力。因此小品主创者有必要更新叙事策略，通过导入新型反结构性力量以及现实逻辑话语，开启作为媒介仪式的春晚小品的新一轮结构性动态平衡周期。
编辑｜罗宋唐